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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水产农业网 | 2022-09-02
理性对待减速阵痛 “中国引擎”如何换挡？
文/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财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伍超明
借鉴日本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面对“十字路口”，我们应坚定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过度的延后与推迟只会错失良机，增加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经历了“泡沫破灭-长期萧条-低调蜕变”三个阶段，并最终在平成时代后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期的中国经济，则迎来改革开放后长达四十年的腾飞发展，经历或正在经历“改革新生-快速成长-转型升级”，与1989年日本进入平成时代之前的经济图景有较大相似之处。站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日本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或将扩展我们的思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日本平成三十年的产业结构变迁表明，步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工业减量调整的阵痛培育期，期间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第二阶段是产业提效升级的稳定兑现期，此时制造业占比已领先工业大幅回升，科技健康产业则接力金融地产在服务业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
第一阶段主要为平成前十年(1989-1998年)：期间日本工业占比持续下降，服务业占比明显提升。在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经常利润率由1989年的5.4%降至1998年的2.7%，制造业与建设类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出现明显回落。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已有所显现，科技健康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房地产业占比保持平稳，金融与大众消费行业占比出现下降。
第二阶段为平成后二十年(1999年至今)：期间日本三大产业比重基本完成工业由四成变三成、服务业由六成变七成的调整过程。在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占比提升与结构升级齐头并进。如1999-2017年，日本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8.4%提升至20.6%，制造业经常利润率由3%升至7.6%，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对GDP的拉动明显增强；相比之下，建设类增加值占GDP比重则继续下降。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继续推进但节奏与增幅均已放缓，信息、科技、健康产业厚积薄发，占GDP的比重达到近两成。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产业结构变迁显示，成就斐然，但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经济扩张过度依赖基建和地产，金融供需结构亟待调整。一是国内制造业增长动能连续多年下降，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偏低、扩张过慢、利润率不高，短期难以弥补传统制造业收缩带来的需求缺口；二是服务业占比继续提升但新亮点支撑不足，结构性问题显性化，如顺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科技研究与社会服务类行业，同样面临占比偏低、发展迟滞、利润率不高等困境，大众消费类服务业的贡献则已落入下降通道；三是金融地产过度繁荣的负面影响显现，资金“脱实入虚”、宏观杠杆率攀升过快、实体投资与消费被挤占，“稳杠杆”成为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十字路口”，应坚定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过度的延后与推迟只会错失良机，增加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日本成功转型经验的启示：一是应理性对待当前经济减速与传统工业收缩过程中的阵痛。经济减速是一国工业化成熟阶段向大众消费阶段转变期间的正常现象，重化工业和中低端制造业需求下降、产能收缩是其必然结果，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二是高度重视服务业在工业收缩阶段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去工业化”阶段，基建地产逆周期调控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亦日益凸显，应顺应正在升级的需求结构变化，大力发展非金融类现代服务业供给，提高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三是推动制造业“增质增量提效”应贯穿经济转型升级过程的始终。制造业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日本的成功转型离不开制造业“减量提效”，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新突破，制造业占比转降为升；中国制造业亦应“强增量、优存量”，即做强做大高技术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化传统存量制造业，同时应强化全球化发展思维、主动打破机制体制障碍，为经济转型提供友好环境。四是保证金融、地产回归理性发展是重要的配套制度安排。过度繁荣的虚拟经济是众多危机发生的根源，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一项重要举措便是稳住房地产市场、持续挤压金融行业“水分”；未来中国亦应坚持“房住不炒”、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引导资金“脱虚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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